我以《秦农业历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实际上是挑了一块难啃的骨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农业的时空特点决定了应该重视区域和断代农业史研究。农业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自然条件下，社会经济、生产科技和文化的多种因素作用于农业过程，就会形成特定的农业地域类型与发展特点。农业之发展不仅有其时间前后的历史，而且也存在着区界空间的历史。重视农业的区界空间与时间先后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农业历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的认识与研究。将断代、地域诸概念引入农史领域，使农史研究具有了定时、定位诸特点，改空泛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推动了农史研究的深入。
《秦农业历史研究》撷取有秦一段作为论文选题，就是考虑到秦长期立国西北，农业生产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秦农业上承三代余绪，下开汉唐先河，在时代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是兼具地域、断代特征，颇富典型意义的选题之一。其次，秦族之始，可直溯五帝时代，可谓历史悠久；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王朝，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人们对秦农业之发展却知之甚少。其初始，或以为尚处采集渔猎阶段，几乎与原始农业无缘；西陲时，强调其游牧族落后特征；居关中，“诸侯卑秦”，仍以戎狄视之；更有甚者，竟把秦得天下归诸于游牧民族的野蛮征服。秦农业发展的历史序列有待于划分、确立；秦农业发展水平有待于科学的认识、评价；秦农业历史资料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搜求、整理；秦史(包括秦农业史)研究中的一些偏见、误解，有待于纠谬、正误。撰著一部全面反映有秦一段农业发展的学术专著，为国内外尚无人涉足的空白领域。同时，本人生于秦，长于秦，俨然以秦人子孙自谓。在十余年的农史研究生涯中，以地缘缘故对秦农业历史略有涉猎，有感于秦历史之重要地位与秦农业之飞速发展久矣。又念自己居秦地研究秦史，得地利之益；稽检史籍文物，有就近之便；濡染秦风，有体察之利；祖述先辈，有责无旁贷之义。以上诸点也是促使确立《秦农业历史研究》选题的主观因素之一。
关于秦史资料匮乏的问题，的确是影响秦史研究深入的重要问题之一。例如，早秦史料附见五帝、三代文献，一鳞半爪，难窥全豹；初秦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除世袭排列外，其余可用资料甚微；中秦，《战国策·秦策》《商君书》《吕氏春秋》及《史记》中有关秦之记载明显增多，然分布不均，取舍颇费斟酌；盛秦勃兴骤亡，令人有白驹过隙之叹，除《史记·秦始皇本纪》外，无若干相关记载。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并未把秦史作为独立的学术单元去看待，这是导致秦汉史研究中详汉而略秦的根本原因之一。著名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不无遗憾地说，“秦的历史记载相当缺乏，以至古代大史学家都没有人能在一套二十五史中补入秦史”，秦史研究者“如何在这十分可怜的史料中追寻出秦的历史足迹，确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做这样选题难度可想而知，曾有师友劝我驾轻就熟，利用多年积累另择易为之题。但是我认为，居秦地而不研究秦史，于情于理难以交代，苦心极力地沿着一条道毅然前行。当时的工资收入，除了维持家计与孩子就读以外，并无些许剩余。我在南京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某一顿专挑肥肉若填鸭般强咽，以至于数天内见之反胃；其余时间，饭菜则以廉价素淡为主。以保证月末总计平衡，不至于超支举债。在论文撰著阶段，常以早八点入图书馆(学习室)而晚九点离开，一天仅早、晚两餐而已。当时只有脱发、失眠等即时反应，但是缘此而导致的内分泌紊乱、甲亢等毛病则在五十岁以后集中显现并或伴我终生。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学位制度亦在探索中前行。当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了体现与“世界接轨”，盛行以新理论阐释、新模型构建、新方法运用入题行文，以至于成为时兴的撰著模式。唯我仍不合时宜地用着传统的功夫，力求博观慎取、辑佚钩沉,“补史之阙，纠史之谬，证史之疑”。导师曾以舐犊之私善意提醒我做某些调整，唯恐不适应大的氛围与形势。在踌躇、彷徨之际，是范毓周老师与吴滔、秦冬梅、郭剑化等同窗学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范师长我十岁，时已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文明探源与比较研究、先秦社会历史文化、美术考古与文物鉴定诸领域皆多建树。范师在审读以后，曾以“近年少见的优秀博士论文”赞誉拙文并向诸评委着力推介。而吴、秦、郭诸师弟(妹)皆由史学入读农史，认为拙作循史论家法而有成，鼓呼造势不遗余力。1996年5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主席风趣地说，秦始皇东征六国，我们曾以为是野蛮与落后对文明与先进的征服。今天樊君的答辩从学术上让我们这些“六国人”改变了对秦历史的看法，是“秦人”的第二次“东征”。剑化兄则即席赋诗曰：“秦人虎步出关中，文事东南眼底空；艺苑未及收笔阵，满街已唱状元公。”
1997年《秦农业历史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学术界认为作为国内外第一部秦农业历史的学术专著，属填补空白性研究成果。作者第一次全面搜集、审视、整理秦农业历史资料，初步确立了秦农业历史资料的分布范围与利用体系；本书第一次划分并建立了秦农业历史发展序列，全面反映了秦农业历史过程；本书推动了秦史研究的深入，被学术界称为秦史研究由文献整理与概貌通览阶段迈入专门领域深入研究时期的重要标志；本书所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秦农业并非传统史学所习认之比较落后，而是不断发展进步并渐居六国之先，从经济角度深化了秦并天下的历史认识；本书对秦某些具体史实的考订与认识，具有拾遗补缺、推动研究深入之用；本书出版后迭获国内秦汉史专家好评，日本学者也多予关注，具有较好的学术与社会效益。
关于秦农业的历史地位和评价问题，我在书中对秦农业发展的历史序列进行过划分：①早秦农业时期(远古至公元前770年)，秦农业开始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缓慢转化，完成了稻作向旱作的类型转换,秦族获得了向关中农区发展的合法权利。②初秦农业时期(前770—前385年)，秦“ 收周余民而有之”，在周人农业的基础上完成了农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并着手开发西北农牧交错地带，通过对周、戎农牧业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进入其自身发展阶段。③中秦农业时(前385—前221年)，秦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与变革，基本占有了当时中国的核心农区，并奠定了传统农业科技的基础。④盛秦农业时期(前221—前206年)，以秦灭六国为标志，中国农业由区域开发阶段进入整体发展时期，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开始形成，北方旱农耕作体系趋于成熟，这一时期也是秦农业盛极而衰的关键时期，秦帝国的土崩瓦解与秦农业的严重破坏密切相关。
秦历经迁播后立国关中，使秦农业跨越了某些初始阶段，而在较高基点上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就从根本上缩短了秦与中原农业的历史差距，为秦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秦霸西戎，实现了农牧结构的合理配置与协调发展；巴蜀归秦，进一步密切了秦同南方稻作农业的联系与交流。秦农业由南向北依次包含稻作、旱作以及农牧交错等不同生产类型，与山东六国相比更具典型与代表意义。秦历史上形成的重农时尚与秦文化的功利特色，使秦人更注重牛羊马犬，耕耘稼穑，屋室仓廪，农战垦荒，开塞徕民，重本抑末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秦民族的多源“复合基因”，使他们充满生机，奋发向上。他们不满足于“邑邑待数十百年”的常规性发展，而常谋出“奇计强秦”，促进经济、军事的飞跃发展。
具体来讲，通过商鞅变法，耕战理论成为秦的基本国策。农业由衣食之源的生活需要上升为富国强兵的国家需要。这种强化的农业发展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科技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战国七雄中，唯秦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耕战政策，因而也就极大地促进了秦农业科技的进步。秦还重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秦人在统一六国前夕，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兴修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工程。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关中、巴蜀农区的生产条件。同时，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科技的进步，则促使秦农业向集约、精细化方向发展，创造出更宜于作物生长的微环境。秦国农业的整体和局部环境的改善，从而为秦农业超过六国农业总和而“富天下十倍”奠定了坚实基础。吕书《上农》篇“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的记载，或能反映秦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后的高额生产水平。
相比较而言，东方六国的农业发展则稍逊于秦。三晋立国中原折冲、逐鹿之地，频繁的战争破坏了既有农业生产进程。桓管时代，齐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农业生产获得一定发展。但是齐国的奢侈之风滋盛，临淄城中“其民无不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受邹衍阴阳三行学说之影响，“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渔盐之利高于农业经济效益，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农业生产。楚国虽号广大，但农业比较发达的基本上是毗邻中原农区的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带正是楚与韩、魏、秦、齐交战争夺之地。沉重的战备任务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战国时代楚国的其他农区则相对处于落后状态，不能和关中、巴蜀以及山东黄河流域的农业相比拟。燕、中山及赵国领土的大部分处于龙门碣石以北地区。这条由东北倾向西南的斜线，是战国时代农牧业区划的分界处。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游牧经济相对发达，而农业生产比较落后。
文章来源：宝鸡社会科学 网址: http://baojishehuikexue.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55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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